姜泊:拆除肠道里的定时炸弹

撰文 | 金武   采访 | 金武   来源:《科学家》   发布时间:2022-07-25

导读:沟通中国和国际上的医学交流,联动人才和技术的多学科协作,实现医工真正的交叉融合,姜泊在推动中国医学科技进步上尽己所能,就这么一点点、一步步,把许多年前那些深藏的理想、乍现的灵光一一实现。
  
  从温顺的肠道息肉生长为癌,通常时间超过10年。其间若置之不理,逐渐长大的肿瘤就可能癌变,从而攻击性十足,先是侵犯肠道,导致肠腔狭窄,继而向外扩展,侵蚀淋巴结,随着病情进展累及腹腔,转移到肝脏、肺脏,导致生命终结。作为男性第二大、女性第三大致死癌症,大肠癌(结直肠癌)在中国的受重视程度却很低,许多病人在早期没有明显症状,等到发现时,已是晚期,回天乏术。所以,如何充分利用它相对漫长的窗口期,尽早筛查出癌前病变,做出干预,阻断息肉发展为癌,就显得尤为重要。
  姜泊将这种“干预”称为“拆除定时炸弹”。每发现一个早癌病变,就意味着多救助一个家庭免受癌症创伤。他多次疾呼:“肠镜查癌,40岁应该做!50岁必须做!”“生与死之间,可能就是一次肠镜的距离。”为了当好这个“拆弹专家”,在退休前两年,他离开工作了22年的医院,北上创业。在66岁这年,他依然以饱满的冲劲坚守在临床一线,并呼吁医生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病人。
  

两位父亲的指引


  1956年,姜泊出生于吉林辽源。因为父母均是医务工作者,他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很向往。1974年,父亲因肺癌不治而亡。从病发到去世,不到两个月。癌症晚期的父亲躺在床上痛苦不已的画面和医生面对癌症无力救治的场景深深刺痛了他。挽救如父亲一般的癌症病人的念头就是在那时强烈占据了姜泊的脑海,刚刚中学毕业的他萌生了进入医学院校求学的想法。
  之后,不论是下乡当知青,还是顶班父亲留在医院,想要进修、深造医学的想法从来没断过。1977年,一得知高考恢复的消息,姜泊赶紧搜集资料,复习20天后参加高考。最终凭借扎实的功底,他如愿被吉林医科大学医疗系录取。因为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大学期间的姜泊读起书来废寝忘食。他形容自己是“7—11”——早7点到晚11点,几乎都泡在书里。
  1982年,艰苦的本科生活结束了,正赶上国家大力强化军队医疗,姜泊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坐着绿皮火车来到了北京。在301医院,姜泊先轮转了两年打基础,于1984年被分配到老年消化科。为了进一步精进医术,他又考取301医院的硕士研究生,继续攀登医学高峰。而正是在读硕士期间,姜泊迎来了第二次人生转折。
  “1986年,我的另一位父亲——岳父,生病了。大便变形、大便带血、大便不规律。作为消化科的医生,我敏锐地感觉到父亲的肠道出现问题,就迅速安排了肠镜检查。结果,他被诊断为直肠癌。”第一位父亲生病时,姜泊18岁,面对死亡威胁,束手无策。但12年之后,姜泊已是一名有相当医学基础和临床经验的消化内科医生,他决不能容忍悲剧重演。
  姜泊迅速将大肠癌研究选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广泛查阅文献了解疾病,之后接手岳父作为自己的第一位大肠癌患者。在经过两次化疗后,岳父身体每况愈下,姜泊转而运用临床所学,对他采取个体化保守支持疗法,幸运地控制住了病情。病情控制住了,但姜泊对大肠癌诊疗的反思没有停止。为了更好地研究大肠癌,1992年,在301医院的第十个年头,姜泊选择了南下广州,跟随国内大肠癌领域当时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周殿元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在第一军医大学附属南方医院,姜泊跟着周殿元建立科室的第一个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建立细胞凋亡和大肠癌相关的基础研究平台,专攻前沿科学基因治疗,在国际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文章。但是1995年毕业之际,他跟自己的导师谈到对基因治疗的临床应用前景时,认为:“基因治疗进入临床应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长的时间要花,我要在临床肿瘤早诊上发力。”没有丝毫犹豫,姜泊转身投入临床工作和在胃肠内镜下如何发现早癌的方法学研究中。对姜泊来说,能真正应用到临床领域、治病救人的技术,才是自己最紧要想学的,这也是他走上学医之路的初心使命。而基因治疗的临床应用之路仍然遥远,他觉得自己和众多的肠癌病人都等不起。
  

早期肠癌研究22年


  1999年,为了进一步夯实临床技术,经周殿元推荐,姜泊前往日本,跟随世界著名大肠癌专家工藤进英研修肠镜单人操作法和早期大肠癌诊治。这次为期半年的研修之路,打开了姜泊大肠癌研究的新世界。
  当时,国内早期大肠癌检出率低于5%,而日本则是40%以上。造成日本如此高的检出率的原因在于,日本医生在利用内镜检查大肠癌时,并非满足于隆起型肿瘤的发现,更关注的是那些平坦型肿瘤的发现,任何一点的黏膜异常都会用染色黏膜的方法进一步验证,看是否有平坦型的肿瘤,而这一染色内镜技术恰恰是国内的空白,中国的内镜医师的盲点。根据现有研究显示,12%~40%的腺瘤或早期结直肠癌表现为平坦型,这类平坦型肿瘤癌变率高,危害性大,但在当时中国尚无关于平坦型肿瘤检出率的报道。国内对于平坦型肿瘤认知不足,造成了极低的早期肠癌检出率。姜泊意识到,国内在大肠癌早期诊治方面存在着盲区。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同时提高早期大肠癌的检出率,2000年从日本研修回国后,姜泊将自己的科研方向进一步调整为“早期大肠癌临床诊治”,开启了长达20余年的大肠早癌预防与诊疗研究历程。其间,姜泊带领团队围绕大肠肿瘤的诊治需求开展了系列研究,建立了基于靛胭脂的结直肠黏膜染色放大方法,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以腺管开口分型诊断大肠肿瘤,填补了国内空白;他首次提出大肠侧向发育型肿瘤的概念,并报道其临床病理特征及诊治方法,建立了以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和内镜黏膜下剥离术为核心的治疗关键技术;率领团队积极开展临床成果转化,研发出了靛胭脂黏膜染色剂这一大肠肿瘤发现的关键试剂,促进了染色内镜在中国的广泛开展和临床应用,这一应用大大推动了中国大肠早癌和癌前病变尤其是平坦性肿瘤如大肠侧向发育型肿瘤发现和早诊率的明显提高。
  多年来,姜泊带领团队积极推广技术成果,组织编写通过了中国首个早期结直肠癌内镜诊治共识意见,创立并多次成功举办全国肠道疾病学术大会,开办多届单人结肠镜操作学习班,培养了大量结肠镜诊治专业人才。
  20年来,这些临床所应用的关键技术已经成为大肠肿瘤的标准诊治方案,被多个指南及共识共同推荐,已在国内各级医疗机构广泛应用开展。凭借在大肠癌早期诊疗方面的各项理论突破和技术发明,姜泊先后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作为军队优秀的科技工作者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作为2004年第一军医大学移交广东省后的医务科技工作者荣获广东省劳动模范和教学名师等荣誉。他先后主编了《内科学》(第一版)、《胃肠病学》两本相关学科的奠基之作,并在2013年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院士有效候选人。来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后,他又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从零开始的新挑战


  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工作了22年,姜泊先后带领消化内科通过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评估,获广东省科技厅胃肠疾病重点实验室立项建设,在2010年国家原卫生部重点专科评审中,姜泊更是带领科室在激烈竞争中以第三名的成绩跻身原卫生部国家重点专科行列。在姜泊的带领下,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一往无前,攀上了巅峰。
  然而,正是功成名就之际,姜泊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2014年秋天,他举家北上,来到刚刚建成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担任内科部部长和消化中心主任。自2004年以后,妻子和女儿已经相继因工作调动回到北京,此次北上,一是为一家人团圆,二则是为了跳出舒适区,再创一次“业”。
  “从前都是在别人创建的平台上工作,我的任务只是继续带领它不断往前走。现在我想从零开始,搭建平台、培养人才,这是我的一种自我挑战。”如今看来,这个挑战显然已经初步成功,仅仅6年之后,2020年,他领导的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内科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科技量值(STEM)全国医院学科排名中达到69名,形成了一支拥有20余名高级职称和医学博士及海外加盟的学科技术骨干成员的优质队伍,这支队伍朝气蓬勃,活力十足,每个成员都有亚专业发展目标。
  把在南方医院已经发展成熟的技术进行准入、转化和落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难度着实不小。姜泊谈起最初创业的两年,首先碰到的钉子就是团队建设和人才引进问题,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只好自己一个人带着三四个青年医生一起干。又忙又累,终于捱到有所成效,四面八方的人才开始慕名而来。来自协和的博士后、清华自己培育的优秀博士、从前在南方医院带出来的弟子,以及国外引进的人才等,都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如今的团队。
  姜泊对优秀临床医师的定义,可以在他编写的《胃肠病学》开篇中得见。他指出:要做一名好的胃肠病临床医师,不但要精通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知识,具有较强的内镜下诊治操作能力,同时还要有丰富的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知识,具备一定的哲学思辨能力,能够准确分析社会环境对患者的影响和患者心理因素的影响,从而引导患者病情的变化和转归。现代医学的发展要求一名优秀的临床医师能够集临床、心理学和哲学等知识于一身,这样才可以应对并解决种种复杂的临床问题,以客观敏锐的思维正确分析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患者制订最佳的个体化诊疗方案。
  此外,姜泊极其看重团队成员和研究生在科研上的诚信,军人出身的他非常坚持原则,严肃指出:“诚信问题是原则问题,只要有一次失信,便绝不原谅。”姜泊这种对科研诚信凛然不可侵犯的态度,深深影响了团队里的每个人。大家做科研都更注重质量而非数量。因为是医疗平台,姜泊还要求团队在科研上务必以病人为中心,围绕临床医生的主要工作展开科研。他也根据各位医生的专业方向进行学科平台筹划,在科研上尽量突出每个人的专业能力。
  如今,最令姜泊感到棘手的方向是绿色癌症。它虽然不像癌症那样让患者容易面临生命危险,但病情严重者会引起肠道梗阻、脓肿,一旦患上往往需要终生治疗及严格的管理。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都属此类。早在1988年姜泊还是一名年轻的消化医师时,他就以敏锐的眼光注意到这一临床研究热点,以第一作者发表了克罗恩病的临床研究报告。当时在中国医学界开展这一疾病研究的医师极少,他就是这极少的医师之一,并坚持研究,一干就是40余年。为了破解发病之谜,发现治疗之利器,姜泊计划接下来在清华大学建立炎性肠病研究所,集结对此感兴趣的学者医生,快速推动绿色癌症研究,在北京乃至全国立足,早日为患者带去病痛的解决之道。
  

把时间留给病人


  从40多年前踏上学医之路开始,姜泊一直希望把时间留给病人,但从前总是为许多公共事务所扰,不能如愿。如今,因为增加了不少门诊,还要指导青年医生的临床技术,他反而有了许多跟病人接触的机会。每周二下午和每周四上午,是姜泊的门诊时间。一位住在附近的耄耋患者经常来医院看病,评价姜泊态度和蔼,风度翩翩。姜泊给他做肠镜的过程也没想象中痛苦,事后,老先生开玩笑地说:“真像是做了个肠道按摩啊!”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所在的天通苑社区,不仅是北京最大的社区,还号称亚洲第一大社区。这里人口密度大,常住人口近50万。姜泊将天通苑视为一个绝佳的研究阵地,来到这里以后,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做成社区早期肠道癌变筛查这个大项目。肠道早癌筛查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肠镜。但是以往肠镜检查常伴随明显腹部不适感,让患者望而却步。这些年通过不断改进肠镜插入技术手法和肠道准备的优化,以及开展麻醉肠镜、胶囊结肠内镜等技术手段,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成为舒适内镜开展单位的典范,更是可以做到让病人享受整个检查过程。姜泊希望以后可以让患者真正能够自愿加入大肠肿瘤筛查,并享受肠镜检查这一过程,真正在中国做到肠癌的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疾病的治疗是经验医学。在联合治疗的过程中,有时跟别的学科的专家会有诊断上的分歧。病人不理解,如果不能及时沟通安抚,很容易破坏医患关系。对此,在教学过程中,姜泊时常跟学生讲,冰冷的语言会让患者产生对抗心理,以及对医生的不信任感,面对矛盾,要多花点时间跟患者解释沟通。而如果没有一些心理学的知识,则永远成为不了一名好医生。在这一点上,姜泊十分推崇中医在与病人沟通方面的语言服务能力,他认为好的医患关系,能大大提高患者对医师的信任度和对诊治平台的忠诚度。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消化内科的工作正是一个体力活。在工作之余,姜泊尽量保持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时间。从医多年,根据工作地周围不同的条件,他有时爬山慢跑,有时健身游泳。姜泊希望自己保持良好的状态,能为病人多服务一些时间。“只要身体不出大毛病,我想我应该会一直干下去,争取可以拿着内镜在一线服务到75岁吧。”
  “一名好医生,一名有为的临床医学家。”姜泊说,如果盖棺定论的时候是这句话,就足够了。
  

一个穿线的人


  交谈的过程中,姜泊的状态一直很松弛。他笑眯眯地说起:“我现在比以前更能沉下心来了。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让自己安静下来,进入冥想状态。这时候可能就会想想某一个临床问题或科学问题。”在清华长庚的这几年,姜泊在医工结合和医疗仪器研发上继续发力探索。
  一次性内镜目前已经进入研发形成样机阶段,成为由十余项发明和实用专利进行保护和支撑的高科技项目。这项发明的缘起,是20多年前,姜泊就在工作中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内镜作为一种十分娇贵的医疗器械,国内的市场大部分被外国产品占据,内镜的价格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造价昂贵。医生使用过后,又需要对其进行复杂且高成本的消毒、维护,有时因消毒不规范,很可能就造成交叉感染。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姜泊无论在日本还是美国访问期间,都会留心相关的技术,而在临床工作中,2000年中国内镜逐渐与国外内镜检查接轨,一次性耗材使用增多,受一次性活检钳技术的启发,他产生了研发一次性内镜的想法。2011年到2013年在美国访问期间,他发现研发一次性内镜出现重大转机,关键的镜头模组研发费用因CMOS的应用大幅度下降,这使研发低成本、性能可靠的一次性内镜成为可能。如今,通过与上下游单位的通力合作,未来几年有望将产品的成本控制在几百元左右,真正实现内镜的一次性使用和推广,进而对基层医院进行早期肠癌的筛查和诊疗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2014年最终做出决定,接手清华长庚消化内科之前,姜泊曾和清华长庚医院董家鸿院长见了一面,进行深谈。董家鸿在医院发展上的想法,尤其是科技创新和精准医学的发展点,打动了他。几年来,医院的发展也如当初所言,科技创新体系与科技创新平台逐步建立,依托医院成立了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30个专业获得国家药物临床试验资质,46个专业备案国家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资质,2021年11月获批成为智慧健联体关键技术北京市工程研究中心,科研人才梯队初具规模,创新成果崭露头角。
  依托精准医学研究院,姜泊整合人才和技术,带着团队成员跟清华大学的航天航空系、计算机系、精密仪器系等交叉合作,继推动一次性内镜之后,又开始将自己关于通用内镜操作机器人的想法付诸实践。他指出,如今在中国会做内镜的医生不超过10万人,而能做肠镜的医生不超过5万人。在内镜领域,中国的人才缺口达到30万人以上,培养一名基本合格的内镜医师周期长达15年以上,而且能够培养的基地少,内镜医师操作技术的均质化差,这是个难以解决的人才培养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手术机器人的面世和应用,内镜操作机器人将是解决上述问题一个可能的手段,而且在清华大学作为一个研发穿线人将人工智能、精密机器、机器人和微电子等相关科技人才串联在一起,以研发通用内镜操作机器人项目为目标,消化内镜的医师为临床问题提出源头,通过团队研发解决内镜机器人模拟医师的内镜操作和诊治过程,并通过迭代升级操作软件,不断完善机器人操控内镜和诊治疾病的能力。设备研发成功之后,进行大规模推广应用,可以迅速补足内镜人才的缺口,提升国内内镜诊治技术均质化水平。
  内镜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意味着早期大肠癌的检出率将进一步提升,于国于民,大有裨益。说起来,通用内镜操作机器人的想法还是在2007年前后出现的。当时,姜泊看到利用机器人搬运货物的场景,颇觉奇妙。他跟身边人说,将来我们消化内科领域,也可以用机器人来做内镜检查。大家都说太难了,至少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不见了。但是如今这个想法在姜泊的坚持下,已经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了。
  从东渡日本取经,到南方医院结出硕果,再到北上清华长庚,姜泊说,自己其实一直都是一个穿线人。沟通中国和国际上的医学交流,联动人才和技术的多学科协作,实现医工真正的交叉融合,姜泊在推动中国医学科技进步上尽己所能,就这么一点点、一步步,把许多年前那些深藏的理想、乍现的灵光一一实现。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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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期号:2023年1/2期

总期号:第11卷 总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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